参加诉讼的动议之及时性也是重要的，因为参加诉讼的迟延愈大，对既有当事人造成损害的可能性则愈大。

即使在理论上来说，原则的例外也是无法穷尽的。因此，延长议会任期的第一重组法案无效。

[6]比如相对于权力分立原则，就有行政、立法、司法的三权分立与制衡形态，这些形态皆由更具体的宪法条文来做进一步的规定。[20]参见[英]尼尔·麦考密克：《法律推理与法律理论》，姜峰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58页。作为联邦成员，巴登州必然属于该州人民。[23]而另有学者认为宪法原则是很鲜明地规定在宪法规范之中的。衡量传统宪法解释方法来自于一般制定法解释方法，由于这些方法自身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当将它们运用于宪法解释时，不能为释宪者的释宪行为提供充分的合理化依据，更无法满足现代宪法解释实践的需要。

因此，当宪法本身出于稳定性考虑而保持不变时，那些变化性的宪法原则就不可能继续以文字形式固定在宪法条文上。当P1在C条件下优于P2，且P1在C条件下具有法律效果R，则下列规则就产生了：此规则以C为构成要件，以R为法律效果，即C→R。虽然私人自治仅具有消极性，但这一品性弥足珍贵，私人自治绝不会因其所具有的这种否定性品格而减损其价值。

如凯尔森指出，基于立法所委任之权，当事人自行创设规制其相互行为之具体规范。干预要耗费成本，有时所费甚巨自不必说，附随于国家介入的权力寻租的危险亦不能小觑，而且作为合同关系的局外人，法院往往不了解当事人的偏好与利益所在，也不比当事人更确当地知悉其行动的周遭环境，由此所作出的调整不一定符合当事人的期待。参见[美]布雷恩·Z·塔玛纳哈:《论法治——历史、政治和理论》，李桂林译，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53页。）以公平责任原则为例，侵权责任法第24条依旧秉持民法通则第132条的立法精神，一般性地规定由概无过错的受害人和行为人分担损失，是典型的基于分配正义的制度设计。

[9]颜厥安:《规范、论证与行动———法认识论论文集》，元照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版。毫无疑问，无论哪个国家或地区的法律，总是存在一些规则选择部分合意作为具有法律强制力的合同。

（注：Frederich Schauer，Formalism，in Yale Law Journal，vol．97，No．4，March，p．510（1988）．）它高度重视逻辑在法律推理中所起的作用。虽然它们限定了私人立法者的活动范围，但国家立法者在创制此类规范时，根本不知哪一具体行为人应受其规制、不知该规则将适用于行为人的何种特定情形，也不知其对行为人的计划所可能产生的影响，因此，私人并未受制于或屈从于国家立法者的意志。法律行为生效确实不能乖离实证法，但实证法在其间仅发挥承认的作用，而实证法之所以承认法律行为生效实是因为其是表意人据己意自主决定的结果。结语虽然民法归属私法，但创设、适用民法规范的活动——民事立法、民事司法均属应受公法规制的公权力行为，是典型的政治现象。

它是每个人与其他人结社的权利，……。与其说是意思说的有所不足，还不如说什么是将绚丽多彩的人类行为一般化为法律行为所必须付出的代价。由于仅为一种有助益的工具，它们并不能决定私人立法者所要创制的规则的具体内容，而只有立法者本人才能藉其立法行为决定其所要做的事情。若对其再作进一步的深化，当可断言，消极自由实际上是指免受(1)别人(个人或一群人)所加诸我们身体上的干涉及限制。

如就合同法第229条所确立的买卖不破租赁制度而言，该条以保护承租人为目的，（注：买卖不破租赁制度的目的在于保护承租人利益。[12]邓正来译/编:《西方法律哲学文选》(上)，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

近世以降，有关法律行为效力之源的理论不胜枚举。古代人与现代人过着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他们对自我价值、生活质量等问题的看法与现代人全然不同。

在此种状态下，私人藉其立法行为所创制的规则——亦即私人的自由意思——实具有至尊地位。在十九世纪，深受休谟等人的影响，诸发达国家形成了所有权法和契约法法理，它们的法律秩序都可说不过是对这些法则所做的详尽阐释。4.重视司法形式主义的价值19世纪兰德尔在其首倡的案例教学法中主张在归纳案例的基础上建立一个逻辑上统一的法律原则或规则系统，成为法律形式主义的嚆矢。最为典型者莫过于民法总则中有关权利能力、行为能力、意思表示有效要件等方面的规定，以及物权法中有关物权法定、类型、内容及其得丧变更等方面的规定。当我们遵守法律时，我们并不是在服从其他人的意志，因而我们是自由的。‘诚信正如博基尼，虽然是世界上最好的汽车，但是它需要高水平驾驶者和很好的道路。

详言之，其一，就某一具体案件，若有规则以资适用，则应迳直适用该规则。一个精神疾患、精力衰竭甚至知识缺乏的低级自我无疑难以自主审慎地作出决定，为了使其获得自由，就必须对他进行强制，以真我的名义强迫其按照强者的意志来行事，此际，自由完全可能沦为专断与暴虐。

[27]（P.24）若强制性规范未明定违反该规范的法律行为的效果时，宜优先选择程度较轻的后果形式。（注：亚历山大和来昂·卡多佐认为，法律形式主义的本质恰恰在于透过法律的字面含义去探寻其立法精神或者立法本意。

这些具体自由都是在近代社会业已建制化的个人自由在私域的具体展开与呈现。）以法律行为无效制度为例。

[32][英]彼得·斯特克、大卫·韦戈尔:《政治思想导读》，舒小昀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29]（P.568）而且，近些年来法律形式主义颇有卷土重来之势。(三)私人意思而非国家意志才是法律行为效力的本源法律行为的效力根源不仅是一基础性的民法问题，而且也是一至关重要的政治哲学问题。因此，在自治与管制两极中作出偏爱自治的抉择具有恒久的合理性，在私域中降低公权力的影响力、减少公权力的运作具有长期的必要性。

实际情况显然不是一个明确无误的使行为人承受不利的标准。此际，应依法律意旨来确定其射程远近。

[1](P.216)在这所有的社会共同体中，最强势的整体无疑是城邦或国家，公民身份正体现了人相对于城邦的非独立性。出处:政法论坛 2012年第3期 进入专题： 私人自治 政治哲学 。

）诸此种种，使得该制度的适用要件过于宽泛，承租人租赁权物权效力的发生过于轻易与宽松，出租人的私人自治被过度限制。（注：如贡斯当指出：在古代人那里，个人在公共事物中几乎永远是主权者，……作为公民，他可以决定战争与和平。

当合同于缔约后发生了当事人订约时无法预见的情势变更，根本性改变了当事人之间的均衡状态时，传统民法往往直接赋予受不利影响的一方请求裁判机关变更或解除合同的权利。私人自治所体现并保障的自由是一种个人自由，而不是一种集体自由。民法通则第59条与合同法第54条在法律条文上均仅将当事人请求撤销民事行为（合同）的条件规定为显失公平，从文义上言，只要具备当事人之间的合同在订立时即存在给付与对待给付严重失衡的现象这一客观要件，无需主观要件，（注：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2条规定，一方当事人利用优势或者利用对方没有经验，致使双方的权利与义务明显违反公平、等价有偿原则的，可以认定为显失公平提出了主观要件，但这毕竟未获得立法的承认，而且，这一要件也未获得理论界的普遍认同。二、他在采取行动时必须考虑他的预见力所及的责任对他的行动的影响。

[25][美]莱茵霍尔德·尼布尔:《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蒋庆等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注：苏永钦教授指出，买卖不破租赁绝对不是什么金科玉律，民法第425条把欧陆民法原来限于不动产或房屋的例外规定扩张到所有租赁，已经说不出任何道理，在这个古老规则即将走入历史的今天，还有人要发扬光大，实在是不可思议。

）但无可否认的是，它要求当事人首先去协商谈判，只有该行动无效果时才能诉诸法院，将裁判机关的介入作为后续的救济手段，体现了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尊重，合意机制被置于优先于干预机制的地位。一方面，国家似乎是对自由的一种威胁:我们要捍卫的公民自由通常是将国家行为作为主要的针对目标。

参见崔建远:合同效力瑕疵探微，载《政治与法律》2007年第2期。总之，在私人自治原则之下，私人为立法者，得普遍性、常态性地创设关涉自己与他人之间关系的法律规范。